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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cept
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e
1990 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师在全球语境中探索的文化身份实践——在西方现代主义与本土建造传统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。
当代性是否必须以放弃地域性为代价？
当代中国建筑的起点须置于 1980 年代改革开放的语境中：贝聿铭香山饭店（1982）以庭院与符号化的"中国性"回应传统，吴良镛的菊儿胡同改造则代表旧城更新的学术路径；至 1990 年代，"欧陆风"与"大屋顶"等后现代符号堆砌成为商业建筑的主流——这正是后来"实验建筑"所要挑战的对象。
1990 年代初，张永和（非常建筑，1993 年成立，后任麻省理工建筑系主任）以"向工业建筑学习"的空间研究、马清运（马达思班）的城市化批判实践，将"实验建筑"从边缘推向学术视野；王澍在 1997 年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，以"业余"姿态反叛职业化的形式消费。这批留洋建筑师带回的不仅是技术，更是"建筑学的自主性"——建筑应讨论自身，而非充当权力的修辞。
其共同议题是：在快速城市化与全球化技术面前，中国建筑如何获得真正的文化主体性——不是通过传统符号，而是通过材料的地域性（回收砖、夯土）、工匠的协作方式与空间经验的在地性。批评同样尖锐：普利兹克奖后的"叙事化"风险、在地实践的可复制性、以及"低技策略"在资本化乡建中的异化——地域主义与浪漫化的边界始终需要警惕。
这一探索已从单体建筑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实践：乡村振兴中松阳的乡村建筑群（徐甜甜等）以在地材料激活乡村公共生活；工业遗产更新（景德镇陶溪川、北京首钢园）让"旧工业空间"成为当代文化场所；公共文化建筑从"地标竞赛"转向日常空间的人性化。
在国际层面，中国实践的"低技策略"（有限预算、在地工匠、气候响应）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，构成与西方"批判性地域主义"（Frampton）对话的东方版本。与此同时，参数化与商品化的力量也在重新定义"中国建筑"——未来的中国性，或许将在"算法与泥土"的持续协商中生成。
王受之《世界现代设计史》中国青年出版社、2015年。
梁思成、林徽因著《梁思成林徽因建筑文献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10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