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vement · 1920-1970
International Style
约 1920年 - 约 1970年
1932年MoMA展览定名的现代建筑风格,以理性、几何化、无装饰和通用空间为特征。
密斯·凡·德·罗("少即是多"与精修美学)、勒·柯布西耶(理论奠基)、格罗皮乌斯(教育传播)、菲利普·约翰逊(命名者)、SOM(将风格推向高层的实践者)。
西格拉姆大厦以青铜色玻璃幕墙把'体量优先'推向高层都市,围护结构完全独立于钢结构骨架;巴塞罗那馆以大理石、玻璃与水面的流动空间,示范'规整性'可以如何以少胜多。1932 年 MoMA 的《国际风格》展览为这一语言命名,使其从欧洲实验迅速转变为全球正统。
国际主义风格并非某一建筑师的发明,而是 1920 年代欧洲现代建筑运动的共同成果被正式命名:勒·柯布西耶的多米诺体系与《走向新建筑》(1923)、密斯的流动空间(巴塞罗那德国馆,1929)、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(1926)、荷兰风格派与苏联构成主义的抽象几何,共同构成其形式语言。1930 年代,随着纳粹关闭包豪斯与欧洲局势恶化,密斯、格罗皮乌斯、布劳耶等相继移民美国,现代主义在欧洲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美国的建造技术。
1932 年,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(MoMA)举办展览《现代建筑:国际展览》,希区柯克与菲利普·约翰逊在同名著作中首次使用"国际主义风格"(The International Style)一词,并提炼出三条原则:体量而非体块、规整性而非对称性、拒绝任意装饰。二战后,这一风格经密斯的范斯沃斯住宅(1951)与西格拉姆大厦(1958)、SOM 的利华大厦(1952)与联合国总部(1952)在美国制度化,随后随跨国公司传播至全球——1960-70 年代成为世界各大城市天际线的主导语言。
西格拉姆大厦(1958)以青铜色玻璃幕墙与后退式广场定义了战后企业建筑的范式;范斯沃斯住宅(1951)把"少即是多"推向极致的玻璃盒子;利华大厦(1952)与联合国总部(1952)则使国际主义成为国际组织的默认形象。这一风格以"技术中立"的姿态跨越意识形态——从纽约到法兰克福、从东京到圣保罗,玻璃幕墙写字楼成为现代化的普遍视觉符号;其平面与模数系统同时催生了"通用空间"(universal space)概念,为当代办公楼、博物馆与开放式办公奠定了空间原型。
值得一提的是,国际主义风格的名与实之间始终存在张力:约翰逊本人晚年的作品(如匹兹堡 PPG 广场,1984)即转向装饰与历史引用;而 1960 年代后,地域条件与文化差异不断修正密斯式的纯粹——从巴西的曲面混凝土到日本的精细金属构件,"国际"风格事实上在各地发生了本地化改写。
国际主义风格承受了现代主义批评中最集中的火力:简·雅各布斯(1961)与文丘里(1966)指其摧毁城市生活与历史文脉;彼得·布莱克以《形式追随惨败》(1977)清算其功能主义教条;汤姆·沃尔夫在《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》(1981)中讥讽其在美国的精英化与商业化。与此同时,风格内部也存在"密斯式精修"与"柯布式社会工程"两条路线之争——前者成为企业建筑的商业语言,后者通向战后公共住宅;1990 年代后的批判性地域主义正是对这一"普适性"幻觉的回应。
国际主义风格仍是当代商业建筑与城市开发的默认语法:玻璃幕墙塔楼、通用网格与模数化办公楼延续其全部形式基因;其"技术中立、可复制"的特性使其成为全球化的建筑载体——也因此成为"千城一面"批判的对象。当代的回应是双重的:一方面,参数化与数字建造打破了其正交秩序;另一方面,可持续性要求(高性能立面、被动式设计)在其框架内重新定义"诚实结构"。国际主义风格的历史意义在于:它第一次使建筑成为可全球传播的技术语言,同时也示范了"风格"与"权力"结合的方式——这正是后世所有批判的起点。
Kenneth Frampton, Modern Architecture: A Critical History, Thames & Hudson, 2007.
Sigfried Giedion, Space, Time and Architecture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8.
Le Corbusier. Vers une architecture. Éditions Crès, 1923.